党章规定：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，少数服从多数，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，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委员会。这一规定被简称为“四个服从”。它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内容，是党的政治纪律的核心内容，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各个环节。“四个服从”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产生的，凝结着党的集体智慧。

　　1922年7月召开的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，是党的历史上的个党章。它明确提出了“两个服从”，“全国大会及执行委员会之议决，本党党员皆须服从之”“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，少数服从多数”，还规定“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”“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各组均须执行及宣传执行委员会所定政策，不得自定政策，凡有关系全国之重大政治问题发生，执行委员会未发表意见时，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，均不得单独发表意见”。此时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“四个服从”，但已有了类似含义。可见，党十分重视纪律建设。从二大到六大的党章的相关规定虽有微调，但都强调要执行决议，指出严格遵守党纪为所有党员之责任。

　　“四个服从”是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来的。1938年9至11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，是在抗日战争爆发的情况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，也是党内在路线问题上有争议的背景下召开的一次会议。1937年召开的十二月会议，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、明为书记的七大筹备委员会。会后，明即去武汉，把十二月会议精神写成《对时局宣言》擅自发表，提出“六大纲领”，推翻党抗战路线的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》，“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，不要自己有军队”。明在武汉另搞一套，不执行指示，直至1938年夏季，不但拒绝在《新华日报》上刊登对全国抗战起指导作用的《论持久战》，反而将自己诬蔑毛泽东“假抗日，真反苏，坐待日苏战争”等意见，秘密“请求在武汉的一位苏联同志转告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”，以求共产国际在组织上干预。六届六中全会就是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召开的。在总结抗战以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，六届六中全会分清了路线是非，加强了纪律建设，特别强调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，明确提出“四个服从”。七大以后历届党代会通过的党章中，都强调了这一纪律，并不断加以补充、发展和完善。

　　“四个服从”既反映了民主又体现了集中，是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的有效途径，是党内生活秩序的总概括，是正确处理党内各种关系的基本准则。坚持“四个服从”使我们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有力，确保了各项决策的有效执行。这是我们党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形成的优良传统，一定要长久坚持下去。